我如何走出高中化的大学

来源：南都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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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失联

作者：柏亚仁（大一学生）

我想，在绩效主义的世界里待得太久，本应是象牙塔的大学也渐渐变得“高中化”。高中生对绩点和排名耿耿于怀，根本无法适应完全自由的学习方式。明明大家都是兴趣各异、特长不同的个体，但为了人为地制造差距，必须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把人变成被衡量的对象。

▌填报志愿：挣扎与抉择

高考出分后，我感觉自己的天塌了——从未想象过的省排位，意味着我无法进入任何一所尖端高校。

中午12点刚过，一条条分数信息从省教科院的机房发到全省数十万考生的手机里，宣告着他们从小学到高中漫长寒窗苦读的最终判决。

18年里，我按部就班地考上了全市最好的初中，又被保送到高中部的清北班——在我就读的这个高中里，每年会有近20个清北学生。在文科生中排名基本前十、时常前五的我，曾无数次期待自己会延续他们身上的荣光。

然而，道路并未像我期待的那样向着光明的前景延展，人生的列车在我意料之外的站点停下了。那些我原本未曾一顾的大学，如今全都列上了志愿表上的待选清单。

只过了不到一周我就缓了过来，或者说，被迫接受了现实：世界不会因为我的失意而暂停片刻。在我的面前正摆着三条道路：好学校的普通专业，普通学校的好专业，以及，复读。

我几乎第一时间就排除了最后一个选项。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意志坚定、吃得了苦的人，第一次高三已经让我精疲力尽，它只能是最后一次。

高三的这一年里，我经历了数不清的考试，做了数不清的习题，我的情绪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过山车：得意、失意，兴高采烈、自我怀疑……至今想起曾经历过的一切仍然喘不过气，只觉得那些痛苦的记忆越来越陌生。也许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当高考结束，我回到候考室，把课本全部扔进垃圾桶的瞬间，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再把它们捡出来。

另一个原因是，在高三的最后日子，我突然得知母亲罹患疾病，只不过她一直试图隐瞒，而家中的两位老人也在那段时间先后进了ICU。这一年，家人为我付出了太多，我不想继续成为家庭的负担，原地停留太久也只会徒增变数。

总之，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开始寻找别的出路。

我的高考分数刚好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清北”“华五”（即“华东五校”，包括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根本碰不着，中坚985则专业堪忧，如果兼顾院校层次和专业，只能去地域较偏远的985或者211院校。

选择如此艰难，而我知道这意义重大。城市定位、院校层次、专业适配度……这些因素一个比一个重要，甚至真正影响到未来的人生轨迹，而我在它们的博弈中必须做出权衡。

身边的长辈们劝我找一个层次比较高而且转专业容易的985大学，先进去，未来的事情慢慢想办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让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近年来，随着政策引导，大学转专业已经不再是铜墙铁壁，像上海这样的教育实验田甚至开始推行市内转校制度：只要是上海的大学生，就有机会通过参加插班生考试进入复旦、交大等高校，而不像其他省份，即便申请转学，也只能转去比自己录取分数线更低的学校。

在全国范围内，高校比较普遍的情况主要是大类招生与专业异动。前者在招生时不设置具体专业，只分成文理工科大类，在大二时再根据绩点分流；后者主要针对高年级学生，学生可以通过考核与选拔等方式转入心仪的专业，但一般要付出降级的代价。当然，也有一些高校逐步推行面向大一新生的二次遴选，比如学科拔尖班、人才培养计划等等，在入学前后就能把对特定方向感兴趣的学生筛选进某些专业。

很幸运，我所在的省份刚好有一所大学开设了一个通过二次遴选进行招生的人文通识学院。这所学院2019年以后停招本科生，2023年才重新开始。这让我突然有种应许之地的感觉，上天给我开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是否又向我指明了新的道路？

揣着这种想法，我把这所学校所有专业按照录取分数从高到低的顺序全部写在志愿表上，只为那个二次遴选进入新学院的机会。

也许上天对我的嘲弄已经结束了，尽管是几乎压着线进了这所大学，但好在这一次，人生的列车开向了如愿以偿的方向。

▌理想中的大学，与现实的一地鸡毛

初入大学，由于是以擦线的分数考进来的，也就理所应当地进入了别人“吃剩”的专业。因为较低的保研率、黯淡的就业前景，以及填报志愿前“考研名师”的鼓吹，这个学院的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是被调剂进来的，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留下。

搬进宿舍第一个晚上，负责给新生答疑的高年级学长走进寝室，开篇的话题就是告诉我们“出路”到底在哪里。他说，这个学院的学生在深造时更倾向于选择海外高校，因为保研名额寥寥无几，分配到每个专业都是个位数，必须争得头破血流才有一丝可能，而跨专业升学更是难如登天。但好在申请海外高校的专业壁垒并没有那么严重，只要符合录取要求，本科就读于什么院系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聊着聊着，也就自然而然说到了大学生最关注的绩点。他告诉我们，“担任寝室长可以加0.01分综测。”我们哈哈大笑，他却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评奖学金，前几名的分数也就差了小数点后两三位。”说着说着，他压低声音和我们说，“一定要和同学搞好关系，小心评优评先的时候被人举报了。”

在大学，成绩的计算公式一般是“绩点+综测”，前者是课内成绩，后者是课外表现。

尽管大学课程往往不像高中那样“一张试卷定胜负”，但刚刚走出上一个阶段的学生们仍然摆脱不了习以为常的应试思维，这种变相的“素质教育”甚至会诞生出更加畸形的怪胎。在课堂上，每一个过程都被精密地控制和评估，比如我的某一门公共必修课，老师对成绩计算给出了极其明确的要求，甚至仅占总成绩40%的平时表现分都被细分为6个评价点，其中包括三次主动点评同学的pre（presentation，课堂分享），每次占比2%。

荒诞的是，刚刚开学时，几乎没有人关注同学pre的内容，大家都低着头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干脆自顾自玩手机。但临近期末，所有人突然把低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头抬了起来，甚至在打了下课铃以后，都有同学仍然跃跃欲试地举手——这6分绝不能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也许就有可能因此与奖学金甚至保研失之交臂。

对此，我的一个同学评价：“感觉课上呼吸都在影响绩点。”

不仅如此，如果想通过成绩来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学生，仅仅在课业上投入时间和精力是远远不够的，还有综测部分。为了让自己在竞争中的排位更进一步，学生不得不“全方位发力”，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到研究立项，每个方面都有可量化的绩点指标，以至于刚入学的本科生也能“人人搞科研，个个有项目”，中国大学里的“联合国大使”甚至比纽约总部还多。

如果说高中有着明确的高考作为目标，但过程中的努力其实无法被真正量化，那么大学无疑完全沦为一个“绩效导向”的场域——每一门课、每一项活动、每一场比赛的表现都能在绩点计算公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即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手握数不胜数的国家级奖项（大多数都是线上参加的趣味知识竞赛），文体德育各个领域的绩点全部拉满，许多人仍然面临着人生道路上的疑惑与迷茫——大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大学生涯似乎只是完成一个又一个写清楚回报的悬赏任务，像是打怪升级一样看着自己的绩点逐渐升高，然后超越其他竞争者。这种生活不仅称不上“旷野般的人生”，反而是一种依附于外在评价体系的庸庸碌碌和疲于奔命。

我想起曾经，每当在高三的高压生活下筋疲力尽时，班主任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再坚持一会吧，等到了大学你就解放了。”我也因此怀着几分幻想，觉得在大学真的能够海阔天空地自由驰骋。然而，等到真的步入大学校园，我才发现想象中的那个应许之地并没有来，人生哪里是什么旷野，只不过从单线程的轨道变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交通网——不变的是，我仍然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仍然在他人规定好的道路上迷茫地前行。

刷手机的时候，社交APP上的“学习帖子”五花八门，“大学信息差”“假期弯道超车”“过来人经验分享”的标题是那么刺眼，透过屏幕，席卷着巨大的焦虑向我涌来。不仅如此，学生组织“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和宿舍小圈子的“一万个心眼子”故事在互联网上更是比比皆是，高中时真诚愉悦的人际关系在他们口中成了奢望，取而代之的是以利益为纽带的易碎的合作。

我想，在绩效主义的世界里待得太久，本应是象牙塔的大学也渐渐变得“高中化”。高中生对绩点和排名耿耿于怀，根本无法适应完全自由的学习方式。明明大家都是兴趣各异、特长不同的个体，但为了人为地制造差距，必须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把人变成被衡量的对象。

不过，当我终于通过二次遴选考试，进入新学院后，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新的起点，看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这所学院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成绩计算基本只关注课内表现和学术成果，所有的学生组织任职完全出于义务和资源，不需要被太多纷繁的事情干扰；师生关系不仅丝毫没有尊卑感，反而显得“没大没小”，足以把导师当做自己的朋友，更不可能会有被push的感觉（老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老是担心绩点啦）；由于毕业出路多元和较高的保研率，同窗之间也几乎没有恶性竞争，在学术旨趣上的联系则更加紧密。

上周，学院刚刚举办了一场趣味运动会，行政和老师基本上到齐。我们用沙包拼命追击场内的老师——游戏规则是，每砸中一次加5分。抢椅子时，班主任被同学一屁股挤到地上......这种毫无拘束和顾虑的相处方式，几乎是其他地方少有的。

总而言之，在这里，我真正有了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前段时间，学院首届本科生毕业十周年，不少师兄师姐回学校分享自己的经历。当然，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们当中并不乏成功者，但真正让我感到向往的，是他们身上罕见的“松弛”感——有人辞去国企工作到处旅游，有人在海外深造的途中选择退学回国投身心仪的行业......总而言之，他们真的在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曾经好奇地问，虽然毕业生出路五花八门，但似乎每一个人都充满对自己当下道路的笃诚与热爱，而这种心态又绝不是单纯来自世俗的赞赏，这在对人生道路茫然的我眼里看来难以置信，这是为什么？有师兄回答，这种外人看来的“松弛感”其实是一种对“自己想要什么”的自觉和笃定，他们会聆听内心的声音，追求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仿佛一声惊雷在我心中炸响。我在高中从来没有真正理性思考和规划过自己的未来。高考以后，在志愿填报表上做出的选择真的是我一生的方向吗？18岁的我，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思索，就做出了也许决定我未来八十年人生规划的选择，而我甚至来不及回过头去，也当然不可能有机会，像写一道数学题那样反复验算。

好在，这所学院给了我一个“补课”的机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大一新生的课表里没有“早八”（即早上8点开始的课程），这对一旦缺觉就效率奇低、心情极差的我非常友好。课程内容涉及古今中西，从《诗经》安大简甲骨文释读，到维吉尔和拉丁语，既有西方史诗传统，也有中国古代文献选读，就像一个丰盛的自助食堂。我不可能吃得下每一盘菜，它们也不可能各个合我口味。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到完美，这从来也不是通识教育的目的。我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菜系。

当然，这种浅尝辄止式的学习，发展前景毕竟有限，等到了大二下学期，我们就可以开始在各个文科院系里选课，并根据自己的选择获取相应的学位。在平时，不同专业的讲座也是相互开放的，我们学院专门设置了一个学习委员的岗位，负责收集五花八门的讲座信息。正因这样，我的“学术追星”也有了丰硕成果。

老师们想传递的价值观是：认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远比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重要得多。因为后者最终无非两种结果，要么庸碌无为、心不在焉，要么被裹挟前行，对自己的事业无法产生热爱。

我甚至不再对绩点做斤斤计较的功利计算——喜欢的课程，我会交上去一份万余字的期中作业，对那些不感兴趣的内容，堪堪满足要求即可。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一个能够置身其中、始终爱之如一的方向。

这种重拾“人生动力”的过程让我想起高中的日子。高三时，每天睡眠极度匮乏的我常常起不来床。于是，我把一位学姐寄给我的北大明信片贴在了床头柜上，这样，每天起床的时候就能看到未名湖和博雅塔——在最挣扎和困顿的日子里，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找到了在无聊的生活和艰深的题海里坚持到最后的意义。

我并不是在否定当时全力以赴的自己，但是，高考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无论它有多么重要，一旦走过，也就意味着漫长跋涉的终结。然而，在今天这个鼓吹学历平台与阶层跃升的时代，这座里程碑的意义，被无限放大到好像可以遮蔽其他的一切。

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高考后陷入迷失，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基础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匆忙把手足无措的学生推向那场“决定人生命运”的考试，却没有告诉他们高考之后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想，这是大学生们必须弥补的一节必修课，幸运的是，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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