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河套在哪里？

薛鹏程

黄河河套在哪里？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许多人也许回答不出来，有些人会说，河套不就在包头、巴盟一带么，但是，我要说真正意义上的“河套”在当今的榆林、鄂尔多斯一带，估计许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翻开历史典籍查阅，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黄河像一条绳索，形似套状，圈围之内的地方叫作“河套”。“河套”之名最早出现在《明宪宗实录》卷30“成化二年五月辛未”条，巡抚山西都御史项忠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提到“河套”地名，“此有兵部以河套虏众谋欲进犯，拟调陕西诸卫官军并检点延绥诸处兵民分守榆林、延绥、鄜庆诸营堡”。其实，河套作为地名开始使用，要早于成化二年，在《明宪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任戊”条录敕宁夏总兵官都督等诏：“有延绥来者言，今春达贼过河犯宁夏，因解冻有数千人不能还，尚在黄河套里来抢掠。”由此可见，“河套”地名的产生可追溯到明景泰元年（公元1405年）或更早些。

关于河套的自然地理范围，《明史》卷42《地理志·陕西条》中描述得非常明确：“大河自宁夏卫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又东入山西平虏卫界，地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至清《读史方舆纪要》卷125《川渎异同二》记：“大河在榆林卫北千余里。经古丰州之西，又北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三城相去八百余里，至废东胜州西乃折而南，其西则榆林之东境，其东则山西大同府朔州之西境也。入南至黄甫川，而西为延安府、府谷县境，东为太原府河曲县境，其回环曲折几三千里，古为朔方地，今谓之河套，山川之衿要，中外之巨防也。”这里已把“河套”地名的由来、其所属地理范围乃至与榆林卫的关联，交待得非常明确，即“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

打开中国地图仔细察看，在黄河流域最著名的几字弯里，包括现今的鄂尔多斯、榆林及宁夏的部分地方，总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其西、北、东以黄河为界，其南无明确界限，有说以长城为界，有说以无定河为界，其实以自古以来中国华北与西北最捷近的大通道、现今的307国道为界最为适当，从东黄河岸边吴堡古渡到宁夏银川横城西黄河岸边古渡，几乎为一条直线。上述三条南界均在现榆林市境内，且包括了以无定河流域萨拉乌素地层命名的“河套人”及“河套文化”广大地域。由此可见，河套地区地理界线明确，行政归属清晰，环河之外地域只能称作套外之地，或者泛河套地区。

藉此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闻名中外的“河套人”发现地及“河套文化”的命名地。在河套地区南部的榆林市，有一条陕北最著名的河流——无定河，它发源于榆林南部的白于山区，全长400多公里，流经榆林的靖边、横山、榆阳、米脂、绥德、清涧六县区，是榆林的母亲河。无定河上游红柳河段有60公里流经内蒙古乌审旗境内，蒙语称其为萨拉乌素河。1922年，法国神父桑志华从山西进入榆林，沿无定河流域向上游行进考察，在靖边县城西二十公里处、内蒙古境内的大沟湾发现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动物化石及一颗小孩门齿，随后数年，在无定河流域相继发现人类头盖骨及股骨等其他化石。根据发现地命名的原则，无定河位于河套地区南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首先使用“河套人”和“河套文化”这两个以原发现地文化命名的概念，此后为考古学界认可，一直沿用至今。闻名中外的“河套人”“河套智人”化石的发现，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学家与地理学界共同把发现“河套人”化石的地层命名为“萨拉乌素”地层。

要弄清“河套人”活动的地域范围，必须明确“萨拉乌素”地层所包括的地域。据侯光才先生编著的《鄂尔多斯能源基地地下水及水生态环境》一书，通过大量的地质调查探明，萨拉乌素组含水层以白垩系为基底，其厚度在40—100米间，形成了以河流相、湖泊相交互的沉积地层，较适宜古人类生息。其地层上下界约7—20万年，距现代地表40—60米之间，发现“河套人”化石的地层距今约4—7万年。萨拉乌素地层的分布在河套地区南部无定河流域，从榆林定边的盐场堡、鄂前旗的三段地一带起，沿无定河流域，经乌审旗、榆阳区至神木红碱淖一带，包括榆林定边、靖边、横山、榆阳及内蒙古鄂前旗、乌审旗、伊旗一带，相当于现今毛乌素沙地的大部分地区。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套人”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无定河流域及毛乌素沙地区域。以此地域命名“河套文化”，说明河套地区南部在旧石器晚期较适宜古人类繁衍生息。毛乌素沙地一带成为中国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性阶段，考古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极其重要，无可替代。

关于黄河“河套文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的延续性、传承性。由于黄河河套地区位于黄河中游与上游之间，三面环河，是中国第二阶地中相对独立、地壳板块最为稳定的盆地状高原，四面群山环绕，除盆地边缘外，极少受地震、洪涝灾害的冲击，因而这里受古人类青睐，随着气候的变异，不停地迁徙、征战，其历史进程延续至今，这里依然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融合集聚的地方，传统的“河套文化”从古延续至今，成为黄河流域原生态历史文化持续传承最久远的地区之一。依据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发现、史前石城遗址的考证，以及夏商周、秦汉、唐宋、明清以来文物遗址的考古发现，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进程几乎延续不绝，遗迹存留完整，历史轨迹清晰可见，成为中国考古学界、历史文化遗存最具独特的一块单元，成为相对独立的“河套文化”区块。

石器时代晚期“河套人”化石的发现，说明距今7万年前，河套地区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至新石器时代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河套地区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标志——古城堡。据考古调查，在河套地区南部，黄河沿线共发现史前石城遗址512座，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在国内极为罕见，其中神木石峁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总面积400多万平方米，被确定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时期，河套及榆林大部分地区被鬼方民族所占据，考古证明，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为鬼方都城。西周时期，河套地区大部为犬戎、林胡、白翟所占据。周朝末，晋国进入河套地区南部，设郡、县一级机构，河套地区的统治和文化中心处于河套地区东南部。

秦汉时期，秦国战胜魏国，献黄河西岸十五城，设上郡、治所肤施。秦王政22年（公元前225年）遣将蒙恬，略取黄河以南地区，设榆中、新秦，修秦直道，从九原直抵云阳，派长子扶苏监军于上郡。此时，河套及黄河以北阴山均为秦治，上郡、阳周成为河套地区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汉袭秦制，在河套地区设上郡、西河郡、北地郡，上郡仍处于河套地区核心区位。

隋唐时期，隋开皇元年（581年），承魏周建制，在河套地区设雕阴郡，榆林郡（今托克托县黄河南）统辖河套地区。唐朝实行道、府、县三级制，在河套地区设银州、绥州、夏州，开元12年（724年）增设麟州，以增强对河套地区的统治。

至宋夏时期，西夏占领河套地区西北大部，北宋据守沿黄神、府、佳及河西大部分地区，无定河流域成为宋夏争夺最激烈的地区。宋高祖南渡之后，河套地区为金、夏所占领，统万城成河套地区的核心城市。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灭夏，蒙古人始进入河套地区，实行省、路、州治，河套地区属陕西行省管辖，设延安路，统辖河套地区，佳州领佳芦、神木、府谷、吴堡四县，现鄂尔多斯地域无行政建制。

明朝时期，朱元璋收复陕西，将蒙古人驱出河套地区，在本区域设陕西布政使司，洪武三年（1369年）设延安路和绥、佳、鄜三州。明初近百年间，由于库布齐、毛乌素沙漠不断南侵，河套地区几乎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无人区，明廷设延绥镇、绥德卫，不定期巡防黄河沿线，驱赶冬季乘冰过河游牧的蒙古人。至明天顺二年（1458年），“孛来部下二千余人尚在黄河套里潜住”，此后，蒙古人重新进入河套地区，开始骚扰延绥镇，与明朝守军激战，拉开多年不休的河套守卫战。

为拱卫河套、抗御蒙古人侵扰，明于正统二年（1437年）筑榆林城，天顺二年（1458年），徙绥德镇至榆林，至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大缮营堡、墙堑”，完善长城及营堡的修筑。明筑榆林城，徙延绥镇，目的就是拱卫河套地区，抵御蒙古人南下侵扰。此后，明代及至清朝、民国几百年间，榆林古城由军事及商埠，始终是河套地最大的城市，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业、手工业中心，影响遍及河套及周边地区。

至清朝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派钦差大臣在伊克昭举行会盟大会，宣读顺治皇帝圣旨，把鄂尔多斯划分为六旗，统称伊克昭盟。至此，河套蒙古地区开始有了正式的行政建制。

从成吉思汗陵（八白室）隐遁阿尔巴斯山，至辗转多次迁回伊金霍洛旗历时数百年。多年间，鄂尔多斯蒙古族人较完整地保留了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河套地区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汇之地，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在相互吸收中丰富了文化内涵，增强了传承的生命力，因而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部落文化传承和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地位，成为近代河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代，蒙古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繁盛时期，一批蒙古学者、史学巨著均出自鄂尔多斯等地。

五千多年以来，河套地区民族多变，戎胡、匈奴、党项、蒙古等民族在河套地区生生不息。从现今考古遗迹来分析，这里始终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融汇区，而汉文化在这里也融汇了较多的游牧民族文化基因，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河套文化。榆林和鄂尔多斯传承了五千年来传统的多民族文化交融，是这一文化区的核心所在，理所当然地应该传承、发掘、弘扬“河套文化”，让其成为中华黄河文明最绚丽的名片，成为多民族共融共存的典范地区。

河套地区是中华黄河文明的起源地，又是多民族共融共存发展的典范地区，河套文化的起源，河套文明的形成、发展、演进路径基本清晰，五千年来延续不断，保存完整，是研究中华文明发展进程难得的原生态，相对独立、完整的地域板块，在中华黄河文化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完全有理由成为一处独立的文化单元区。蒙、汉及各民族后裔应关注河套文化遗迹的发掘，弘扬河套文化精神，积极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从黄河河套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共同推进河套区域文化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