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诸侯们不会采纳孔子的学说？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要诸侯采纳自己的学说，进而推行天下。可是，诸侯们不采纳他的学说，有的给予礼遇，要赐他高官厚禄，有的直接驱逐出去，不予理会。那么，为什么诸侯们不会采纳孔子的学说？

孔子提倡仁、德、礼、中庸、人性等，仁是核心，性善论是实现仁的基础，礼是仁的载体，中庸是实现仁的方法，德治是仁在政治上的表现。看似体系完备，也比较美好，但诸侯们为什么不采纳呢？比较功利化的说法就是，诸侯们要的是土地和人民，要的不是仁，也不是德、礼、中庸等，他们要用武力统一天下，要兼并小国。小国依附大国，只是讲究仁德，就会舍本逐末，自己怎么打败的，怎么被人吞并的都不知道，还讲究仁德，岂不是只讲形式不讲内容？

孔子相信“仁者，爱人。”相信人性本善，通过礼来实现仁，同时要把礼内化到人的行为规范中去，要人们从小知礼节，懂荣辱，还要人们纳德入礼。变“礼不下庶人”为礼可以下庶人，把每一个人都纳入礼的范畴之中，修正了属于贵族专利品的《周礼》，要人人都懂礼。看似有利于社会和谐，但前提是每个人都是善良的，都知书懂礼，都遵守道德，遵守礼节规范，要是有作奸犯科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就会有损公平公正的社会规范，甚至会让一些人都来学作奸犯科的人，也会让社会陷入混乱。

儒家的学说不如法家的学说来得实在，很容易出现把坏人当成好人的情况。毕竟，儒家学说设立的前提是性善论，或者说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教育好，都可以通过学习儒家的思想学说，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且孔子自信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可以通过自己的学说拯救世人，拯救那些冥顽不化的不法分子。可是，如此理想化的学说本身就有着诸多缺陷，要想依靠这样的学术治国安邦，简直就是笑话。韩非子的《五蠹》说得好：“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作为法家的代表，韩非子的说法很实用，也能认清时代的特点。

设立法律并不能以人性善为前提，而是以人性恶为前提。假设人人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都可能投机，钻法律空子，以此为提前，设立的法律就会比较严格。要是没有严格的法律，只使用仁义来教育人们，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但并不能解决那些犯罪分子的问题。诸侯王并非那么容易被说动的，也并非都相信治国的理想化途径，而是看到眼前的功利，看到各诸侯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关系。虽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诸侯王并不需要这样的稳定，而是要争夺地盘，或者依附大国，在利益方面图个长治久安，也就是以利益为前提，而不是以空乏的道德说教为前提。

诸侯王手里有权力，甚至可以自己设定法律，掌握对属地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相信权力，相信兵力的作用，而不会相信仁义道德。毕竟，孔子的仁义道德没有真正试验过，倘若广泛试验之后，获得好的效果，不用孔子周游列国，只需要他在家中坐着，就会有诸侯王登门拜访。孔子学说的推广是一种社会实践，但在那个时代，仁的实践本身并不被允许，也就归于虚浮了。到了国家大一统的时候，没有常年兵荒马乱的情况了，皇帝才会采用儒家的学说，但一定要加以改造，去除了民本主义思想，去除了“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的思想，同时也去除了皇位“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的观念。只是保留了仁义道德的宣传，而且要皇帝和官员们带头表演，让老百姓普遍遵守，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思想还是原原本本的孔子本人的思想，后来的《论语》就有了孔子和弟子们的言行记录，其中还有后人假托的说法，本身并非十分可靠。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思想还比较纯正，有着民本主义思想，有着蔑视权力阶层的意思，还有着提倡天道观念的意思，有着以道德统摄人心的意思。当然，在推行仁德的时候，君主也不能例外，照样遵守君主的道德。只是，君主们并不愿意被束缚，连同当时的诸侯王也不愿意被束缚，就不会对孔子的思想保持高度热情，而是敬而远之。

其实，孔子在自己的时代，没有给诸侯王们提供有效的安邦定国的手段，而是要一味宣扬自己的仁政理想，却因为位卑言轻，没有太多说服力————本身不是带兵的将军，不是一国的君主和大臣，当然没有什么说服力了。诸侯王只相信武力，不相信仁政和道德理想。也就没必要听孔子宣扬仁政理想了。

究其实，孔子提倡的仁前提是性善论，或者说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教化的，并非都是奸邪之徒。或许，诸侯王们早就看到了孔子思想的虚浮，也就不予采纳了。到了大一统时期，君主用改造过的孔子的思想，完全可以让人们接受所谓的阶级秩序和礼教，让人们遵守儒家道德规范，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对于长期发展来说，还是愚民的成分多一些。而这一点，诸侯王们似乎早就看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