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曼德维尔悖论”？

《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最早的版本可追溯至1714年底。目前这个中文版本依据牛津大学1924年版译出。若从1714年算起，此书问世迄今已整整三百年了。

书中的“曼德维尔悖论”至今仍是人类社会探讨不休的问题，究竟何为“曼德维尔悖论”？

为什么《蜜蜂的寓言》引来的道德裁判，使人想到了马基雅维里、格拉西安、魏宁格、尼采和弗洛伊德？

《蜜蜂的寓言》打破了人类“善良意志论”和“理性设计论”的迷梦，为人类大规模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

《蜜蜂的寓言》所表达的“私恶即公德”的主张启发了后来的休谟、斯密和二十世纪的哈耶克等思想家。为后来斯密市场机制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市场机制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管这本惊世骇俗的著作引来了怎样猛烈的批判，它都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引发了我们对自身的追问，思考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

曼德维尔悖论

曼德维尔及其悖论对西方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曼德维尔是睿智的思想家，尤其对人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蜜蜂的寓言》一书的副标题“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就是所谓“曼德维尔悖论”（Mandeville’sParadox）。

“私人的恶德”基于他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基于他对所谓“美德”（virtue）的解剖。曼德维尔是“性恶论”者，对人性的认识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一脉相承。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人们都是“不知感恩、薄情寡义的伪君子和骗子，都逃避危险，贪婪地追求私利”。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人类本性自私，受制于怕死心理，受制于对个人利益的渴求，并全都渴望主宰别人；唯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和法律才能控制个人的私欲，维持社会最起码的平安，否则，社会将解体为分散的人群，而为了生存，人人随时都会把别人撕成碎片。

我国古哲荀况也认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人生下来就是小人，若无老师教导，无法度约束，便只会看到财利……又因遭逢乱世、染上恶习，便因是小人而更重小利，因乱世而更胡作非为。”见《荀子·荣辱第四》）可见人性自古相通，无分中外。

曼德维尔认为：“美德”是一切克服了天然私欲的行为，“恶德”则是一切不顾公众利益、只顾满足种种私欲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骄傲、虚荣和奢侈（参见本书第一卷《道德美德探源》）。他还指出，人们的行为并无善恶之别，而符合道德的行为（例如慈善）只是经过伪装的自私之举。

曼德维尔提出，恰当地利用个人恶德，能使社会发展，能繁荣经济。例如，若无骄傲的恶德，许多公司便会破产，很多人便会失业，使英国经济衰退，军力大减；而若厉行节俭美德，人们便不会去买昂贵的新衣以满足虚荣，时装业便会破产；若无小偷，便无锁匠；若无财产官司，便无律师。他说：“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人们都从摇篮里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虚伪，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承认自己从公众的灾难中获取了利益，甚至不敢承认自己从其他个人的损失中获取了利益。教堂司事若公开表示希望教区会众死掉，人们便会用石块砸他，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以为会众办葬礼为生，别无谋生手段。”（见本书第一卷《社会本质之探究》）这使人想到古人韩非，他说：“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造车人造了车，便希望别人富贵；木匠做了棺材，便希望有人死。这并不意味着造车人仁爱而木匠心坏，而是因为人不富贵车便卖不出去，人不死就无人买棺材。”见《韩非子·备内第十七》）这是一种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观。

在《论慈善与慈善学校》一文中，曼德维尔将他的理论用于社会批判，认为建立慈善学校并非出于慈善的美德，而是出于同情。他说：同情常被误解为慈善，但同情可以溯及人的自恋（selflove）心理，即因看到自己的处境好于别人而沾沾自喜，而慈善之举能缓解和释放人们见别人受苦时心中感到的不安。他认为建立慈善学校不是善举，因为任何为了亲友或者为博取美名和众人尊重的行为，都不符合美德。他还认为慈善学校对社会有害，因为它们给了穷人子女不必要的知识，使他们产生了超越了其社会等级的欲望，破坏了英国社会既有的等级制度。

曼德维尔承认人人皆有恶德，由此提出应对它们进行“正义的修剪约束”，利用它们造福社会。可见他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其主张与鼓吹和提倡骄奢淫逸等恶德判然有别。苏格兰大哲学家休谟说：“行政长官只能去做可能做到的事情。他无法用美德取代恶德，以此来医治一切恶德。最常见的情况是，他只能用一种恶德去医治另一种恶德，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选择对社会危害最小的恶德。”（《论奢侈》）两害相权取其轻，乃是一种明智的政治策略。理想主义的人性观当然无比美好，人皆无私的大同社会当然很值得向往，但毕竟远离了数千年以来的社会现实。正义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人性的矛盾，迄今犹存。人人具备美德的社会，固然应当赞美，却不是曼德维尔眼中的现实。

他从一个独特的视点，精辟地论述了人性的弱点何以能为社会造福。他说：“各种卑劣的成分聚合起来，便会构成一个健康的混合体，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因此，政治智慧的惊人力量殊堪嘉许……这个寓言的主要意图乃是要表明：既享受一个勤勉、富裕和强大的民族所拥有的一切最优雅舒适的生活，同时又具备一个黄金时代所能希望的一切美德与无辜，此二者不可兼得。”（见本书第一卷《序言》）他将国家政体喻为一只盛着潘趣酒的碗，“贪婪就是这碗酒里的酸味剂，挥霍则会使碗中的酒变甜。而大众的无知、愚蠢和轻信，则是这碗酒中的水，漂浮其上、索然无味。智慧、荣誉、坚毅乃至人类的其他高尚品德，则被从人性的糟粕中人为分离出来，成为光荣的火焰，并被提炼升华，凝结为一种高尚的烈性要素，而应当被喻为白兰地……若不熟悉这碗有益健康的混合饮料，若分别啜饮其中的几种成分，必定会以为它们绝不可能混合成任何可以下咽的饮料……然而，经验却告诉我们：合理地混合我所说的这些成分，却能够制做出一种无比美妙的饮料，会得到口味高雅人士的喜爱和赞赏。”（见本书第一卷对《抱怨的蜂巢》的评论）可见，说他的言论提倡了恶德，乃是肤浅者的片面认识。

《蜜蜂的寓言》第二卷1729年伦敦版的标题页上，有一段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话：“时间摧毁了人们毫无根据的妄念，确证了基于现实的判断。”［原文：OpinionumenimCommentadeletdies;NaturaJudiciaconfirmat.引自《论神性》(DeNaturaDeorum)］《蜜蜂的寓言》出版后的三百年时间，证明了唯有基于现实的判断（NaturaJudicia）才能变革现实，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而所谓“基于现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

康德视为“绝对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s）的“行为准则”（maxims）固然高尚，但它忽视了人性的现实，所以只能是曼德维尔所说的“白兰地”。曼德维尔认为：“大多数作者都在教导读者应当做怎样的人，却几乎很少想到去告诉读者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而他所说的人，就是“处于自然状态、并不具备真正神性的人”（《抱怨的蜂巢》评论序言）。这个判断虽说会使常人赧然，使英雄气短，却完全“基于现实”。

但是，承认不良人性的现实，绝不等于无所作为、放弃改造不良人性，而这也是“基于现实的判断”。商业社会追求扩大商品市场，使利润最大化；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就必须制造需求。除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制造需求大多都要借助于刺激和撩拨人们的物欲和虚荣心（或曰奢侈的恶德），利用人们贪生怕死的心理，并将它们合理化、绝对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物欲和怕死乃市场繁荣之母，亦不为过。但是，真理离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过分姑息和滥用恶德不但具有马基雅维里的“不择手段”的影子，而且很可能演变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演变成对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诺（Theodor Adonor，1903—1969）所说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不顾目的正当与否的理性）的极度崇拜。

曼德维尔及《蜜蜂的寓言》

曼德维尔精通英语，竟使英国人以为他不是外国人。

伯纳德·曼德维尔于1670年11月15日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是18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最具争议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讽刺作家。他在荷兰行医，主治神经科疾病和胃病。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他去了英国，其初衷是“去学习英语”，后来发现英国很适合他的志向和事业，遂定居于斯。

曼德维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很有名，在荷兰却并不如此，因为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是以英文写成出版的。

近些年来，曼德维尔的英文著作被译成了荷兰文，荷兰人才将他视为大思想家，与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6—1536）、“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大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usSpinoza，1632—1677）齐名。

长诗《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做老实人》发表于1705年，共433行，是《蜜蜂的寓言》的契机，或曰思想酵母。此诗乃一寓言，说蜂巢虽然充满了恶德，却十分繁荣兴旺（“每个部分虽被恶德充满，整个蜂国却是一个乐园”），而蜂群一旦变得诚实，便不再互相欺骗和竞争，蜂国因此而经济萧条，衰微破败，卫国作战后幸存的蜜蜂为防止骄奢淫逸，飞进了一个树洞。曼德维尔若就此打住，此诗倒也不会惹出多大麻烦，但他在此诗的“寓意”中说：伟大诚实的蜂国只是傻瓜的空想，“纯粹的美德无法将各国变得繁荣昌盛”，“只要经过了正义的修剪约束，恶德亦可带来益处；一个国家必定不可缺少恶德，如同饥渴定会使人去吃去喝。”这一思想遂成为围绕《蜜蜂的寓言》展开论战的导火索。

在《蜜蜂的寓言》中，曼德维尔更深入而全面地论述了骄傲：“骄傲之心与人的本性便如此密不可分（无论有些人如何巧妙地学习隐藏与掩饰骄傲），乃至没有骄傲，构成人的复合物中便会缺少一种最主要的成分。”（《道德美德探源》）“我们最有益于社会的品质，莫过于骄傲。要使社会富裕繁荣，最不可或缺的品质还是骄傲。”（见本书第一卷对《抱怨的蜂巢》的评论）其中，“曼德维尔悖论”已十分昭然。

此书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误读，被视为不道德之作，因为此书不但说私人的恶德能使社会繁荣，而且反对当时十分时兴的慈善学校。此书的1723年版被米德尔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判为社会公害，说它蔑视宗教、危害社会。一个化名“斐罗-布利塔努斯”的人在《伦敦杂志》上撰文（即致C爵士的信），猛烈谴责此书。曼德维尔愈挫愈奋，于1729年发表了《蜜蜂的寓言》第二卷，以六篇精彩的对话，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思想，也做了自辩，构成了完整的“曼德维尔悖论”系列。

不过，曼德维尔也承认：“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这个提法“至少还应加上一个动词，其意思方能完整”，“我使用这个标题的真正理由……意在唤起注意……这就是我的全部用意。我认为任何其他用意均属愚蠢。”（见他1732年写的《致狄翁信》，LettertoDion）而其完整的含义是：“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见本书第一卷《社会本质之探究》）

“一个盛行讽刺的时代中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

《蜜蜂的寓言》引来的道德裁判，使人想到了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格拉西安（BalthasarGracián，1601－1658）、魏宁格（OttoWeininger，1880—1903）、尼采和弗洛伊德。他们惊世骇俗的著作都引来了猛烈的批判，都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ThePrince，1532）使他身败名裂，以致他的名字被用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谋家的代称；

格拉西安是西班牙修士，1647年因写了三百条《世俗生活智慧》（Oráculomanualyartedeprudentia），得罪了教会，被革除教职，遭到软禁，郁郁而终；

奥地利哲学天才魏宁格写了《性与性格》（GeschlechtundCharakter，1903）之后，在维也纳贝多芬故居开枪自杀，该书更遭到了口诛笔伐，被视为大毒草；

尼采和弗洛伊德也是因言得咎，恶名昭彰：尼采的超人思想被德国纳粹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被看作伪科学。

曼德维尔被誉为“一个盛行讽刺的时代中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其文章的讽刺风格堪与斯威夫特及蒲柏媲美。曼德维尔的散文是英语文学的精品，他不但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医生，亦是一位不可模仿的散文大师。本书第一卷中对长诗《抱怨的蜂巢》的22则评论，每一则都是美文，足以独立成篇，有理且有趣，其风格胜于培根的论说文，因为培根散文素以枯燥简古著称。另外，本书第二卷的六篇对话，亦颇具柏拉图对话录之神韵。

（本文整理自《蜜蜂的寓言（第一卷）》·译者序言，作者肖聿，段落、小标题有调整)

《蜜蜂的寓言》

[荷兰] B.曼德维尔 著，肖聿 译

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

本书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先导

对西方伦理学和人性论假设有极大的冲击

就算是莎士比亚来写一本谈论人类行为动机的著作，……那也极有可能不及在《蜜蜂的寓言》里所看到的如此有力的论证的一半。

——T. 麦考莱

法律与政府之于公民社会的政治团体，有如生命精神及生命本身之于有生命造物的自然群体。

使人变为社会性动物的，并不在于人的追求合作、善良天性、怜悯及友善，并不在于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悦外表的其他优点；相反，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质，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诣，使人适合于最庞大、最幸福与最繁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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