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战略调整与西安事变

随着红军长征之后，部队抵达陕北，暂时摆脱了国军的围追堵截。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红军适时调整了战略方向。因为这个时候，和国军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国际大环境有了变化。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反对侵略，倡导建立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

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响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过讨论后，于当年8月1日通过，于10月1日发表在法国巴黎的《救国报》上。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核心内容就是主张停止内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积极对日作战。

1936年12月17日，在陕北安定县一个叫瓦窑堡的小村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主席在会上指出，以后的战略方针是民族革命战争，一切战争都要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以后我们的基本任务和策略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标志着我们的战略调整正式完成。新的战略方针正式形成。

要说斗争，还是主席高明。红军长征摆脱了国军的围追堵截后，他敏锐捕捉到了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斗争策略。在蒋介石还沉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时候，我们就高举抗日大旗，取得了斗争主动权，争取了各方力量的支持。

在我们的号召之下，宋庆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我们的号召，发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各地学生、工人也纷纷行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就连张学良、杨虎城也成了我们的“争取”对象。蒋介石彻底陷入了被动局面。

蒋介石眼界不够宽，格局不够大，此时仍然执迷于内战，一心想要消灭红军。他命令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张学良、杨虎城加速进攻红军。而且措辞十分严厉。

面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我们这边也没有闲着。

为取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支持，有“特工之王”称号的李克农先后两次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面，协商对日作战事宜。在李克农的安排下，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秘密抵达延安，与周总理秘密会谈。双方基本达成了停止战争、共同抗日的共识。整个1936年上半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之间处于停战状态，即使有战争，双方也都很默契，就是摆摆样子而已。

蒋介石对张学良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十分生气。于1936年12月4日乘飞机抵达西安，亲自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这下把张学良和杨虎城逼急了。于是，张学良铤而走险，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西安事变不是孤立的事件，是各种不起眼的“小事”的推动下发生了。其实，只要你认真梳理，你会发现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一定会有前因后果。读历史，不妨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或许就会看得更明白、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