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出版提案的成功，比小说的成功更加重要

在《多谢不阅》一书中，乌格雷西奇以敏锐且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当下出版与写作行业的现状。以下内容节选自《多谢不阅》，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作者｜[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多谢不阅》作者：（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译者：何静芝版本：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

出版提案

在市场主导文学的文化环境里，写出版提案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提案是一切的基石，没有它，就没有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志于在时下竞争激烈的图书产业中做出一番成绩的作者都应将《如何写好出版提案》（How to Write a Successful Book Proposal）奉为圣经。

“行，好……”编辑对着听筒囫囵说道，“你的稿子我收到了，但在你交出版提案前我什么也不想做。”

出版提案是什么？出版提案是一本书的概要、大纲。好的出版提案是什么样的？好的出版提案能吸引编辑读稿子。相当好的出版提案什么样？那样的提案让编辑一看，即使稿子还没写，他就已经愿意出版了。

一份好的提案必须有钩、有饵、有胶。至少前文提到的那本书是这么建议的。它必须能吸引住编辑，必须能避免或至少拖延自己的稿子飞入垃圾桶的时刻的到来。

“我找不到我的钩。”艾伦抱怨道。我的这位朋友几乎已经中断了写作，几个月来，她一直致力于写出一份完美的出版提案。“比起写两页梗概，我更爱写小说。”她说。

“你就当自己是在写征婚广告，感觉可能会好一点。”我笨拙地试着安慰她。

一份好的出版提案还必须说明书籍面向的读者类型。要怎么下钩，我还能稍微摸到些门道，但读者的类型怎么可能预判呢？

“那你就当是在替哈里森·福特写剧本，感觉可能会好点。”艾伦建议道。

艾伦不知道，她的话是多么地一语中的。因为最像出版提案的就是剧本，一种对想象中电影情节的有效描述。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十九世纪，法国，年轻妇人嫁给外省医生，渴望爱情，煎熬在平庸的丈夫与自己先后结识的两任情人间，不堪愧责之重负，最终自杀。本书读者类型为女性。

“很好，”编辑说，“把十九世纪改成二十世纪，再多加一两个情人，就行了。让那个丈夫也有点戏份，比如，让读者发现他其实喜欢男人。最后别写自杀！没人信。”

十九世纪，俄国，上层社会已婚妇女坠入爱河，抛夫弃子，投奔爱人，被社会排挤，爱人从军，她卧轨自杀。本书读者类型为女性。

“棒极了！”编辑说，“两姐妹，一个在苏联嫁给克格勃高官，却爱上了异见人士。另一个移民法国，嫁给平庸的外省医生。一九九〇年，两姐妹重逢。各种闪回，两种生活、两个女性不同的命运。表现共产主义垮台后东西欧的幻想与幻灭。名字就叫《两姐妹》，现在就给我写！”

首战告捷，我心中有了勇气，甚至有点喜欢上写出版提案了。近来我什么别的事也不干，专门在家写出版提案。我不畏艰难地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提案。该提案惨遭拒绝：太无聊了，太长了，书名改一改……

就这样，我开始检验起市场。伪装后的莎士比亚最受好评。《尤利西斯》完全不行。《没有个性的人》虽然我是以肥皂剧的口吻写的，但还是被扔进了垃圾桶。《哈德良回忆录》被扔进了垃圾桶。《维吉尔之死》也被扔进了垃圾桶。好吧，我承认伟大的欧洲作家们写起东西来多少有点清汤寡水。但就连海明威也不行，虽然我好不容易卖出了《老人与海》。不过我把它稍微改头换面了一下，特别强调了整个故事的生态意义。我还把老人改成了一个年轻俊美、同性性向的古巴流亡者。这个提案立即被采纳了。

整件事情之后，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人类会喜欢市井闲话？因为人类总是对发生在其他人类身上的事情感兴趣。市井闲话是人与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彼此关怀。文学中，闲话是最基础的文学类型。成功的出版提案必须是成功的闲话小品。畅销书不过是闲话小品的加长版本。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一大串一大串的闲话。比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真是一代大师，没有他写不了的东西。西方文学的奠基石《圣经》乃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激动人心，恰巧也最有利润的闲话之书。希腊神话无非是豪门闲话。那些经久不衰的闲话，全是跟神仙有关的。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我已经好几年不写东西了。我是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出一行我自己的东西了。这些出版提案完全占据了我的创作生活。我变得越来越草草不恭，修饰伪装越来越少，刚才，我给一个编辑发了一份《百年孤独》的出版提案。

“内容就算了！”编辑说，“没人能看明白。不过这么好的书名，没有理由不用一用！”

1996年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低薪作家

当一个作家不仅埋头写作，还关心起周遭的文学环境时，他最好对此事保密。千万别声张。声张此事无异于折断自己赖以栖息的枝条。鸟就不会这么做。而诗人也是一种鸟，不是吗？他们也会唱歌。每个写作的人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心里正藏着一个诗人。

但既然我们聊的是出版业，还是来举一个与产业相关的例子吧。一个作家关心文学环境，就好比一个本该安于在传送带前某一岗位工作的工人，突然开始询问传送带的工作原理、工厂的结构，突然开始关心在自己双手间传递的小钉子的命运，俨然他是个老板。这样的工人，是应该马上炒掉的。

许多作家都无法直面自己的职业名称。过去我填写表格上职业一栏时，经常写打字员。后来这种美好的职业消失了，我又填翻译，这样显得我比较正经，因为翻译好歹是个职业，而作家鬼才知道是什么。作家碰到的困境与酒鬼相似：他们无法坦白自己。每当与编辑谈话、参加文学晚会、接受采访，需要我说出自己的职业前，我都会好好地提醒自己：我是作家！我是作家！我是作家！而且我总是用英语说这句话，很可能因为，我看过的有戒酒协会的电影都是美国人拍的，所以记忆里我是酒鬼这句话，也都是用英文说的。

一个人自轻会导致另一人自负。商业世界大抵据此运作。因为我对商业世界不是很了解，故此说大抵，但我对像我一样同为作家的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一个作家只要对自己是否成其为作家存疑（真正的作家永远会这样），便不能踏实地认为自己的职业可以冠以作家之名。这样的作家在为自己因文学而付出的努力收费时，总是难为情。所以出版业会拿这些自轻的从业者来营利。

“你以什么为生？”

“我是个作家。”

“这个不算……如今谁还不是个作家？我是问你的职业，你靠什么赚钱？”

真正的作家都有自轻的问题，即使受到大众承认，他们依然被怀疑所困扰。即使获了诺贝尔奖，这种怀疑也不会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我不是瞎说，因为我以前真的碰到过这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自轻的人就像一只谁都可以打的沙包；任何人经过时都会打上一拳。真正的作家心里，总是怀着愧疚，觉得其他人都在干正经事，只有自己在做这种无关痛痒也没什么用处，好像只有特权阶级才能做的事（虽然，也没有人付钱给他）。这样的作家总是特别崇敬物理学家、木匠、外科医生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就像苍蝇或蠕虫，轻轻一捏，就扁了。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一旦有人打着人本主义的旗号去求他，一个自轻的作家会立即答应分文不取。一旦某些国家的人抱怨说文学式微，自轻的作家会二话不说，答应免费发表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把钱看成馈赠，他以写作为生，不以赚钱为生。所以经常出现在作家之家的作家，都是些自轻的作家。在那里，他们充分沉浸于孤独之中，靠着微不足道的一点学者补助和一间免费的小房间，写着自己的伟大杰作。写完后，再收取一笔绝不超过他编辑月薪的稿费。

在文学的领域，有着许多这样谦卑的工作者，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也安于自己的默默无闻。我曾遇到一个作品我已经相当熟悉的美国作家。她的书被译介到南斯拉夫，裱以华丽装帧。护封上赫然印着一幅作者像，像中作者双眸璀璨，说明写道，该书风靡美国。我第一次去纽约时，我在出版该书的出版社里做事的一个编辑熟人，带我去看这个作家。此前我从没见过活的美国作家，更别说活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了。她的地址听起来就叫人神往：布鲁克林高地。我按动门铃，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把门打开了。我心想，哦，这是作家的保姆。结果这就是作家本人。我来纽约时，护封上的照片与原型之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偏差。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她的作品除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没有别的外国译本。

“你好，南斯拉夫的读者朋友。”她说。她的话里透出一种迷人的忧郁。

她住在地下室，厅中堆着很多垫子。原来是用来教肚皮舞的。

“我靠这个赚钱。”她说。

她带我在布鲁克林高地转了转。

“这是诺曼·梅勒的故居，”她自豪地指着一栋房子说，“我经常碰到他。他有时还跟我问好。他会说，你好，玛丽。”

每当我想起这位忧郁的作家兼肚皮舞教师玛丽时，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我心中的作家举起她抗议的拳头，然而她不知该向谁宣泄。难道歌德也需要教人跳肚皮舞为生？我问，难道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也要这样吗？我追问；我等待答案，可没有答案。

我明白，还是闭口不言的好。让我们继续像枝头的鸟一样歌唱，让我们安于这个柔软而轻盈的比喻，并希望，有人能不吝撒下几粒面包渣吧。

1996年

原作者/[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摘编/宫子

编辑/刘亚光

校对/张彦君